51人回顾 | 我们的工人新村
11月20日，我们一行人参加了上双51人之“曹杨的孩子，奶奶的孩子”活动。下午两点，大家在曹杨二中门口集合。曹杨二中的新大门与门前的小马路形成鲜明对比，门口的空地大到可以让大妈成群结队跳广场舞，马路却只有两车道。伟杰说：“尽管新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校门，但马路没有丝毫地拓宽。”
杨伟杰简单介绍了一下曹杨新村的历史：在刚建国的时期，工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，于是设计师汪定曾抛弃当时前苏联轴线对称、空间围合，纪念性强的大街坊布局，而是运用美国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“邻里单元”理念———至少10％的社区土地为公共开放空间或公园；最多每隔3栋楼，必有一处敞阔的公共空间——这是当时的一大创新。
在工人新村生活过的人总会有与人共有厨房、卫生间的经历。地盘与退让成为敏感的问题，挑战着邻里关系，常有人因为三八线或者是东西放在别人家的地盘上而产生纠纷。让伟杰津津乐道的是当时大家都在厨房里解决洗澡问题——拿一个大盆，拿东西遮挡一下，小孩子就在厨房里洗澡，也不避讳别人突然进来烧饭。这时来客童老师突然提问：“那大人怎么洗澡？也在厨房洗澡吗？”伟杰说：“是的，当时大家都比较开放，不忌讳这个。”
一行人走在梅川路上，准备过马路，伟杰指着对面一家奶茶店。说起他小时候混迹游戏机房打电动的故事，还在店里看过一些见不得人的电影。当时的教育观念与现在不同，现在小孩子失踪一会儿家里就要报警，但他小时候24小时、48小时不回家，大人也不会管。
由于来客比较多，大部队浩浩荡荡走在路上，很招人注意。进了曹杨三村小区，和我记忆中的工人新村没有什么两样，经过前几年的平改坡和外墙重新涂刷，房屋整体没有旧态。如同其他老年人比较多的社区一样，三村里有很多棋牌室，还有老式的配电站，现在很少见。
刚进曹杨三村不久，正在伟杰家楼下打转，保安就闻讯骑着自行车而来，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们便解释：“我们是上海双年展51人的一个活动。”当时一批人刚进居民楼看看内况，保安马上说：“你们赶紧走，快出去，你们那么多人，别人还以为是什么组织。”走进三村不到5分钟，我们马上被当成是组织遭到小区群众的怀疑。徐杰对着保安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你很敬业！”我则对钱芝谷说：“曹杨群众真是堪比朝阳群众。”这话很有道理，caoyang和chaoyang的不同只是后者多了一个h。h在日语里通常被理解为色情，也难怪朝阳群众经常会举报某某嫖娼，而曹杨群众只好怀疑我们是什么组织，显得正经许多。
“我们要去他家做客，做客总可以伐？”没想到这种说辞也遭到了保安的否决：“做客可以，你们一个一个上去，剩下的人出去。”当时我已炸裂，一边感叹统战工作做的实在到位，一边又对保安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要求和行为哭笑不得。最后双方达成一致，保安推着自行车“护送”我们走出三村，期间问了我不下5次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我也一再解释：“今天我们在搞上海双年展的一个活动。”保安依旧自言自语：“哦，我怕你们是一个组织，小区里的其他人投诉了，觉得你们是一个什么组织……”
走到小区里一处空置的桌椅时，伟杰停下来说：“这就是我奶奶当时一直投骰子的地方，她可是小区一霸！”被保安搞得七荤八素的来客没听清楚，问我：“他奶奶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小区一霸，伟杰的奶奶很会投骰子。”这时伟杰偶遇一个清洁阿姨：“这不是胖阿姨的孙子吗？”伟杰顿时操起一口苏北话和阿姨打招呼，转头对我们说：“小区里的人一遍都叫我奶奶胖阿姨，因为我爷爷姓杨，所以也叫杨妈妈，我奶奶姓周，也有人叫她周阿姨。”与清洁阿姨的寒暄终于让我在这个社区里找到了一丝人情味，伟杰和我说：“现在我有时开车过来，保安还会问我：‘你去几号楼几零几。’没想到回自己家还会有人问这种问题，关键是我以前从来没被人问过，还要想一想，我家应该是在几号楼几零几。”
因为伟杰奶奶脾气火爆，这几年也换了好几个护工。接着他指向不远处三楼的一个窗口：“那个晒着粉色裤子的那家，就是我奶奶家。”伟杰的奶奶在一次摔倒中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需要长期卧躺，用伟杰的描述就是：“那次摔倒让我奶奶失去了生活，只剩下生存了。”
匆匆离开曹杨三村，终于让保安满意。伟杰在小区侧门和我们介绍路边绿化带的铁栏与砖：“现在很少见这种材料了，也没有人这么做花坛的铁栏。”言语之间，我多少能感受到，伟杰对之前的建筑存在深厚的感情。当下许多基建的设计与小区的规划大多为了追求速度而显得粗糙，世人都说从前慢，可从前也有好。
一路走一路看，我们路过了上味馆南翔小笼，伟杰说：“这是上海第三好吃的小笼包。”大家纷纷表示过会儿一定要来吃吃看，在去吃小笼之前，我们还要去兰溪青年公园。穿过一条小路，两旁的商店与绿化带明显与别处不同，伟杰说政府之前做过了一些重新设计与修补，但具体效果好不好、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，很难讲。路边的绿化带全是枯萎的植物，无人打理；新修的长椅本是给人休息，却被旁边的店拿来晒地毯。社区与商店将这些东西原本的价值重新洗牌，它们又有了新的价值。
一旁商店里最多的就是美甲店和洗脚房，人行道上晒着毛巾。我在拍商店时，蕴奕对一家美甲店产生了兴趣，拿起摄像机对着拍了一会儿。引起了老板的警惕，赶紧跑出来看，生怕我们是便衣或是暗访的记者。所以我们溜得很快，并没有产生交集。
兰溪青年公园最早叫兰溪共青果园，之后改名叫青年公园。进入处的纺织女工塑像反映着那个年代的社会价值取向，可如今也只是一个塑像。和上海许多公园一样，兰溪青年公园里满是老年人，倒是与前一天51人活动的和平公园一样，也有一个围棋角，人很多。
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，是兰溪青年公园里的一个小亭子，伟杰说有很多老年人在里面嘎姘头、也有相亲的。最后，伟杰反复提到今年双年展的主题：“何不再问。”关于当下的人际关系、关于如何预防老年人摔倒、关于距离感、关于城市的发展与工人新村。
曹杨地区的将要下雨，大家纷纷告辞，去吃小笼包。留下我和伟杰五个人攀谈。伟杰说起看护奶奶，很多父辈来家里探望奶奶，不到一刻钟就开始看钟，耐心与难熬的时间拉扯着家庭成员与亲情，也拉扯着和奶奶感情最深的伟杰。
天空飘起零星小雨，徒留一堆问题在风中飘：曹杨新村什么时候会被拆迁？工人新村的价值如何传承和体现？国家如何来完善养老体系？怎样预防老年人衰老？人际关系的冷漠该如何打破？孩子与父母的关系、与祖辈的关系要如何保持平衡？社区的人际关系与居民们提防的本能如何改变？
需要解决吗？需要改变吗？需要完善吗？需要平衡吗？需要预防吗？
没有答案。
我与童老师接着去了曹杨新村，兜兜转转，一边商量着如果我们被曹杨新村的群众问及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该怎么办，经验丰富的童老师说：“就说我们是来租房子的。”好在我们只有两个人，并没有被人当成什么组织受到盘问，童老师说：“现在这种小区大多住着老年人和外地人。”我俩讨论着曹杨地区是否会拆迁，得出一致结论——要拆有只会拆新村，其他地方的容积率已经很高。
穿出曹杨新村，我走过钱佳楠笔下的曹杨影城、曹杨商场，终于感受到一种熟悉、亲切的感觉。走着走着，我不禁想起之前的一个评选：曹杨新村与外滩万国建筑群等13个建筑一同被选为20世纪建筑遗产。很多人都不解，觉得配不上，觉得工人新村档次太低。
有什么配不上配得上的，当年领导人也住在这里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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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51人”由Raqs媒体小组总策划，策展组成员陈韵带领定海桥互助社“51人工作组”共同执行。项目探索生活的可能性，为双年展赋予日常生活的诗意。在上海双年展的17周时间里，每周将有3个关于上海“人物”的活动在城市里以流动或固定的形式发生。敬请关注本微信账户，了解最新活动信息。